鄭南榕是「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

注重史學家自身的修養，是史學的傳統，尤其「史膽」和「史責」也是史學家應該具備的修養。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說：「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被批為無史膽；韓愈又說自己出任史官是宰相「哀其老窮…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也被誤認為無史責。

韓愈的史學思想是否能夠僅僅憑藉《答劉秀才論史書》一文就立論闡說？史學界有諸多討論，惟從書信最後一段，似稍稍透露了韓愈的真意，也將著史、寫史這件事情的文化、學術外衣給剝去，呈顯出它另一面赤裸裸的政治鬥爭真相。韓愈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

以當時的政治背景，韓愈縱然「鑒於傳聞不實，懍於朋黨虛構事跡」，選擇以不輕易寫史的戒慎態度規避官場政治鬥爭之風險，也不至於是膽小怕事的縮頭烏龜，因為日後韓愈所撰寫的《順宗實錄》便是一部據事實錄的作品。其藉詞害怕「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另一深層的意思是韓愈深切明瞭史館在唐朝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因史官本身不能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故以此暗示「宜守中道，不忘其直」，不為五斗米向當權者趨炎附勢與卑躬屈膝的原則。

近日台南市成功大學發生「南榕」廣場命名之爭議。鄭南榕先生（1947－1989），台灣政治評論家、政論雜誌出版者和政治異議人士，為抵抗國民黨政府對自由民主之剝奪及對台灣獨立訴求之壓制，於41歲時因捍衛言論自由而拒捕，後自焚殉道。此事件源於198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鄭南榕在所發行的《自由時代週刊》上刊載旅日法政學者許世楷撰寫的《台灣新憲法草案》。翌年1月，鄭南榕即收到法院「涉嫌叛亂」的傳票。他出庭堅不認罪，並公開宣佈「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4月7日，軍警包圍雜誌社，雜誌社的人員潑灑汽油阻路，警方攻堅時熔開鐵門的火花引發大火，鄭南榕在混亂之際鎖上門點燃火柴自焚身亡。事後台北市政府也把鄭南榕自焚的地方命名為「自由巷」，以資紀念。

惟事隔25年，2014年開春，成功大學居然不敢讓新廣場依學生票選結果，命名為「南榕」廣場。肇因校務會議中有歷史系教授王文霞發言，讅其發言文稿，竟把鄭南榕比擬為「不符合我的意的時候就死給你看，是不是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甚至類比為「他很像炸彈客嘛！很像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

王文霞（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講授「英國政治社會」）將鄭南榕醜化為「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引起各界撻伐。事後王文霞透過校方發布聲明稿，否認指鄭南榕是恐怖份子，更無詆毀的意思，但慘遭網友抨擊根本「還在拗」，有人甚至轟王文霞「屁教授唸屁書」（自由時報2014年1月17日）。何謂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又何謂「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王文霞本意若不是指鄭南榕為恐怖份子，除非她肯定伊斯蘭自殺炸彈客係為了追求理想、實現真理的自由鬥士。更有甚者，王文霞特別指名伊斯蘭，恐怕也不分青紅皂白的歧視了穆斯林世界吧？

其次，恐怖主義的認定有三：一是在多數國家的法律體系該行為是刑事犯罪行為，二是行為必須針對政府或特別團體人員為攻擊目標，三是必須有政治上動機與目的。此外，部分國際法學者強調，恐怖主義應涉及對無辜平民百姓造成死亡或大規模傷害之恐怖行為，這項原則的確立也是在保障國際人權結構與人道法之核心，而可以不去論及政治動機與目的為何。只是不曉得「不符合我的意的時候就死給你看，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為何也算恐怖份子？王文霞眼中的鄭南榕究竟符合那一項要件？

再根據美國弗羅里達州立大學心理學者喬伊納（Thomas Joiner）之論著《為什麼要自殺？》謂：人們在兩種基本需求無法滿足時，就會尋死；那兩種需求就是「感到自己有所歸屬」並且是「有用的」。根據這個理論，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寧願選擇從紐約世貿大樓跳下也不願燒死的人，並不是自殺；93航班上那些為了奪回飛機控制權而與劫機者搏鬥、最終墜機死於賓州田野的英勇乘客，也不是自殺；就連駕駛飛機撞擊世貿大樓的劫機者及所謂伊斯蘭自殺炸彈客的「謀殺式自殺」（murdercide），雖採蓄意殺害無辜平民為自殺的手段，也通通不算自殺。

精確的說，鄭南榕捍衛言論自由，拒捕而自焚殉道，當然不符合上述自殺的兩個條件。鄭南榕為抵抗國民黨政府對自由民主之剝奪及對台灣獨立訴求之壓制，被誣指為叛亂，其堅不認罪；國民黨政府復以他有逃亡之虞，亟欲將其拘捕入獄，以鄭南榕的個性，揚言「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軍警仍大陣仗荷槍實彈、重重包圍雜誌社，這是暴政逼人死，由屍體所呈現的不彎曲姿勢，就知道鄭南榕在死前擁有極大意志力，在痛苦中也不對國民黨屈服。

「先拘捕、再抹黑」是許多獨裁、威權政府對待異議份子的一貫伎倆。鄭南榕不屈服的決心，打破了台灣人長久以來自私怯懦、貪生怕死的性格，也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加速了許多台灣民主化、言論自由的腳步。許多黨外人士的勇氣被他喚醒，出殯隊伍中出現了許多國民黨黑名單裡的人士，他們當時回國的信念是「都有人可以為信念而死了，而卻連回國被關都不敢嗎？」事件發生之後，國民黨政府仍繼續採取愚民政策，挾其媒體優勢不斷塑造成是意外，或是鄭南榕試圖攻擊警方，不料卻意外引火自焚…云云。一直以來，就這樣操弄真相。

對一個史學家而言，歷史的事實要詳加考證，不能以偏概全，不可以慣用的二分法任意區分人物的忠奸、善惡及好壞；歷史事實所引伸出來的人文思想，更不容為當代政權服務而任意予以污衊。然而近百年來，誠如韓愈所說，為避人禍，大部分華人歷史學者選擇為五斗米向當權者趨炎附勢與卑躬屈膝，少有敢說實話吐真言者。堂堂一個國立大學歷史學者，未見其對台灣歷史之專業研究，僅為區區一小塊廣場的命名，不詳加考證，就信口開河將鄭南榕說成「像伊斯蘭教的炸彈客」，真是不值得啊！其不懼天刑，也令人惋惜啊！